1922 年，左起为赵光宸、、刘清扬和张申府，于万赛湖游船上合影。
张申府，名崧年，献县人。大学、大学教授，哲学家，数学家。中国创始人之一，中国罗素研究第一人，黄埔军校部副主任，“一二九”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。1957年被错划为，“”中受到冲击，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获彻底，后任第五、六届全国政协委员，1986年辞世，享年93岁。
提起张申府，很多人可能会说不知其人。但他在的资格之老、一生之奇特连一些著名和开国元勋也难出其右。
张申府曾经参与中国的创立、黄埔军校的筹建、民盟成立等重大活动，却长期被冷落；称他“曾是自己的顶头”，他还是和的介绍人，但不久后却意气用事，从此鲜见于党史；他是第一个研究罗素的中国人，自称“中国哲学第一人”，钱钟书等名家也曾是他的学生和者，但又因指挥“一二九”运动被大学解聘。张申府在前半生里，与老一辈家们同时投身于中国，他的后半生却在图书馆（现国家图书馆）的一个角落里度过，默默守着一堆泛黄的古线装书，无人问津。在海淀区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里，环球人物记者见到了张申府的小女儿张燕妮，“父亲书写了非凡的一生，既有辉煌，又多曲折。父亲并不算是家，甚至很不识时务，他只是一名参政文人，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，还是一个先知先觉的思想家。他的活动始终受到他学术思想的影响，才会有时处在浪头的顶尖，又很快被席卷到浪底。我陪伴父亲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后的30年，父亲生活简单、不嗜烟酒，但爱书如命，宠辱不惊、淡泊名利、并且刚直不阿”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，张燕妮为记者讲述了父亲非凡的人生故事。与交谊颇深1893年6月15日，张申府出生在献县，祖父是当地的富农，父亲和伯父都是晚清进士。张申府早年在私塾里接受教育，1906年，父亲将他送往顺天学堂读书，这是中国最早的结合的学校之一，开设数学、英文和科学课程。1914年，张申府考入大学哲学系，后又转到数学系学习。张申府在这里迷上了数学，知道了罗素，并率先接受了罗素关于和平的学说。关于罗素，张申府晚年曾回忆：“我其实在辛亥之前已听过罗素的名字，很早之前我就买了他的《数学原理》，3年内，读尽罗素的所有著作书籍、，任何东西。”通过罗素，张申府开始深入研究思想，他说：“我很像罗素，支持，但同时不偏不倚，保持逻辑头脑。”1917年，张申府以助教身份留在大学，结识了李大钊和陈独秀。这时，张申府接触到全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思想。1920年8月中旬，陈独秀、李大钊与张申府3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下准备建党工作。1920年，张申府在陶然亭公园内第一次见到。“五个青年进步团体在陶然亭举行茶话会，决定联合。和我发表了，我们共同畅谈中国前途和人生理想”，张申府曾在晚年回忆道。年底，作为北大校长蔡元培的秘书，张申府获得了去欧洲的机会。这次旅欧，张申府肩负着一个，就是到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中发展海外主义组织。当时在法国的听说故交张申府来法，就急着找到他，张申府向介绍早期主义组织，便成了的引人。1921年，在张申府的介绍下加入中国，张申府曾回忆起这段往事：“当时在巴黎积极从事活动，英俊潇洒，才华横溢，工作勤奋，团结同志，在留学生中有极高的威信。是在1921年春天举行，比中国的正式成立早半年。”这时，党组织还处在秘密萌芽状态，没有宣誓，主要程序是张申府事后写报告给总陈独秀。张申府还是的关键人物。1922年，张申府和一起到了，介绍与张申府认识，张申府又和一起介绍加入中国。“在未去之前，就曾申请加入中国，但陈独秀不同意，说他是旧军阀，父亲说，追求进步，虽为旧军人，但为人非常谦虚诚恳。”这样也入了党。1923年底，张申府回国，李大钊他去广东参加国共合作的工作。于是，张申府来到广州，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。1924年5月，张申府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部副主任，负责黄埔第一期学生的口试、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，可以说黄埔一期都是张申府招的学生。在这期间，时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和部主任戴季陶多次让张申府举荐人才，他就列出了一个15人名单，第一个就是。并且说，是个穷学生，你们要给他寄费去，廖仲恺和戴季陶一口应允。就这样，时年26岁的到了黄埔军校，很快出任部主任，并被授衔中将。“父亲与的交谊颇深，在很多方面得到了的关心照顾”。张申府参加“一二九”运动后，被大学解聘，生活无着落。国共合作抗日后，他成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，不久又因得罪蒋介石被赶出。1942年，邀请张申府到《新华日报》任副刊主编，给予经费照顾，还给他写了信。信中告诉他，“已令总厅会计室自当年7月份起，先补二个月经费，以后到渝每月领1000元，迁移费亦照领”。1942年7月中旬，的父亲在重庆病逝，张申府去吊唁。时隔不久，特意给他写信致谢。1958年，在香山碧云寺举行的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会上，张申府又见到，谈话中，高兴地对这位研究罗素哲学的学者说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罗素又要来中国了“1973年，父亲参加章士钊的会，周总理也出席了，总理身边有很多人，父亲不方便与他说话，总理就特地托罗青长过来问候父亲。”曾是的“顶头”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在一次闲谈中，章士钊向提及张申府的工作安排问题，说：“那是我的顶头啊”由此才牵出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。1917年至1920年，张申府在大学任教时兼北大图书馆编目股股长，主持图书编目工作。1918年11月，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员，张申府和在这里相识。负责誊写书目，交给张申府过目。据说，有一次因为不小心出错，张申府便重重地甩给他要求重抄，由此才有了“顶头”之说。张燕妮道：“现在也有人说，当时可能没有出错，只是用了龙飞凤舞的毛体字，父亲才让他重新誊写。但这两种说法都不足为据。”20年后，和张申府有了第二次交往。1938年秋，张申府收到了寄来的刚出版不久尚未装订的《论持久战》和一封信，这时张申府已经13年了。信里写道：“不敏曾于五六月之交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有所讲述，撮其论旨著为《论持久战》一册，自知管窥蠡测无当于大雅之林，然献曝微忱亦且聊尽匹夫之责。”张燕妮说，抗战期间，联合各党各派建立抗日统一战线。父亲是救的主要领导人，将《论持久战》寄给父亲，体现了对党派人士的尊重。1942年，毛还曾给发电报，称张申府对党充满热忱，接受张申府的，把党报办成允许一切反人士，包括党外人士说话的地方，使党报成为“天下人的发言机关”。两件最后悔的事情张申府晚年回忆起自己的一生，坦言自己最后悔的事情有两件，第一件就是1925年，他退出了自己参与创建的中国。关于这一部分历史，公开资料并没有相关记载，张燕妮向记者透露了一些内情。这年1月，父亲在上海列席了四大。会议上，大家围绕与的合作问题发生了争论。父亲反对加入，认为应当保持它的性，不应当依附其他政党。当时有人说他幼稚可笑，父亲怒不可遏，一气之下表示要。当张申府回到后，李大钊等人劝他不要，他不为所动，很生气地说道：“大多数人赞成我我就干，不赞成我我就滚蛋，就在党外帮助干。”最终，张申府没能如愿，退出了，他说自己是“宁折不弯”，而是“弯而不折”。张燕妮认为，“以父亲跟蒋介石共事的经历，他已经预感到蒋介石不可靠，曾说蒋介石是一个刚愎自用之人，不可共事，这可能也是他的原因。”张申府最后悔的另外一件事情则是1948年因为在连连击败，胜利在望时发表了《呼吁和平》一文被民盟，进而被彻底地赶下中国的舞台。关于《呼吁和平》一事，张申府曾为自己做过辩解：其实他在早些时候就写了这篇文章，但到1948年10月23日才将这篇文章发表在了《观察》上。这时，解放军在战场上势如破竹，已经从呼吁国平转变到将进行到底。张申府说，因为当时自己在教书，不知道形势发生这么大的变化，结果文章就变得不合时宜了。晚年采访张申府的美国女作家舒衡哲说，张申府似乎总扮演着“反叛者”的角色，而张燕妮则认为，张申府发表《呼吁和平》，“一方面是时间延迟的问题，另一方面也与父亲受罗素和平思想的影响有关。抗战胜利后，父亲一直反对内战，力主和平，这与早些时间、党派的主张相吻合。”也许用哲学思想指导自己言行的人，往往能敏锐地发现事物长远的，但对于眼下局势的判断就糊涂得多。张申府曾评价：“我不是机会主义者，我从18岁参加起，就于我的。”尽管发表了不合时宜的文章，“但父亲绝非在帮说话。当时一些人他投靠，还有人说他跟随蒋介石离开了，但父亲并没有走，他不可能跟蒋介石走。”张燕妮说。默默无闻的大1949年，离开舞台的张申府去了图书馆工作。张燕妮介绍，父亲当时任图书馆的参考部主任，主要负责选书，采集古籍，充实馆藏。同时因为他掌握英法德多国文字，还负责引进外文典籍。1957年，张申府被打为。“”中张申府更是被挂上了“学术权威”和“里通外国”的遭。张燕妮回忆，他们家住在王府仓胡同，1966年也就是她9岁那年，8月的一天晚上，大约点钟，乘凉的人们刚刚散去，一辆卡车疾驰而来，“嘎”地一声停在身边。“这就是张申府家！”一车人跳了下来，然后冲进屋中。这些臂戴“”袖章的声地嚷着，脸上泛着亢奋的，把家里好一阵翻腾。“那个时候，父亲已经远离好多年了，但也没有逃脱厄运，常被拉去陪斗”，说到这里，张燕妮眼睛湿了，“那时，家里更冷清了，除了几个好友偶尔悄悄来往，其他人都不怎么敢来了。”“”后期，张申府除了被，仍为图书馆选书。他走遍了的旧书店，看到图书馆没有的书就随手记下。张燕妮回忆起那个时候家里的情景，说父亲的工资一扣再扣，母亲也没有工作，但父亲还是会把大部分的工资用来买书，每天下班一回家，就会钻进书房里读书，直到深夜。“到了晚年，经历过风风雨雨的父亲更是深居简出，思索不断，变得更加豁达，甚至还培养了一些其他生活兴趣，比如春天种种向日葵和玉米，秋天和朋友们共享丰收的果实，这也许是他能够活到93岁的原因吧。”张燕妮还告诉记者：“他很幸运，能在86岁高龄时亲眼看到自己被，并在此后担任了两届政协委员”。1986年7月，张申府逝世，《》发表讣告称他为“著名的爱国人士”，“是中国的老朋友”。父亲教我说老实话、做老实人张申府有四任夫人，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是刘清扬。她是和张申府在一起时间最长的夫人，是最早加入中国的女之一，也曾是创建的新民学会的第一位省外会员。1948年，刘清扬与张申府离婚，1977年时离开了。他们有两个女儿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姐姐刘方明在新疆工作，后来定居青岛，现在已经80多岁，退休在家安享晚年。妹妹刘方清曾在中央编译局工作，年过八旬，也已经退休多年了。张燕妮是张申府第四任夫人关素文所生，是张申府最小的女儿。1976年，张燕妮高中毕业，那时还没有恢复高考，她被分配到文史出版社印刷厂做学徒工。当时家里很困难，父亲身体不好，母亲也半身不遂，但父亲总是她要老实，认真做事，勤勤恳恳。张燕妮谨记父亲，在工作中表现十分出色。张申府获得后，张燕妮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（现为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），从事文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和编辑工作。工作的转变让张燕妮有更多机会来继承父志，研究父辈们在中走过的道。2002年，张燕妮内部交流到全国政协人口资源委员会办公室工作，担任处处长。张燕妮介绍，政协委员在调研污水处理、垃圾焚烧等专题时，她没少到臭气熏天的地方组织服务工作。她还参与了母亲河、森林等公益宣传活动。2010年，张燕妮回到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，担任办公室副主任。谈到这30多年在政协的工作，张燕妮充满感情，她说：“我很喜欢政协的工作，政协人才荟萃，智力密集，在这样的中，可以向委员们学习到很多东西。我始终牢记父亲的，工作不敢有一丝松懈。父亲时常常说，要说老实话、做老实人、办老实事，这是父亲对我的要求，也是我行事的准则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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