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给当代几乎所有知名作家都做过封面。那是很幸福的一段时光，我的工作只是与作家以及艺术家接触，然后心无旁骛地沉浸在书装设计的领域。不像后来，由于我开始经营广告公司的原因，做纯粹的商业方面的设计就多了起来。我觉得作家跟艺术家相比，更容易让人接近和钦佩，他们因要写出百姓的日生，少不得经过时光历练，方能洞明，但又在那种繁琐的人生中掺入达观和深邃，正所谓“淘尽黄沙方见金”。
十六七年前，国内对海报设计这方面还比较幼稚，甚至连“海报”这一概念都没有，大部分宣传物都是又乱又花，大家把它当成大街上的即时信息秀来做，弄一堆噱头胡乱堆在，看着让人眼烦心倦。我为刘心武、王蒙两位先生做了“宏艺文库”的书籍推广海报在当时是开风气之先。尺寸方面，是全开的，也就是一整张未经裁切的纸那么大，这样的海报，当时只有一个印刷厂能印。色彩非常素淡，元素无非就是刘、王的头像和一些文字，但是排列得别具一格。印出来后，效果非常棒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文化味。两位先生都非常喜欢这幅海报，很多朋友也都抢着要，后来连我自己手里都没有了，又从王蒙先生那里“借”来几张。过了很多年，我到刘老家里，发现还挂着这幅海报(王蒙先生家也是如此)，让我又温暖又。在作家来说，这大概是他们笔墨生涯的一个；而对我来说，则是设计生涯的一个标尺。
刘老没有架子，从来都是如此。1990年代，有一次他和邱华栋还有其余一些人到我家玩，我当时的爱人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，自己录了很多比较有意思的片子，大家都在看。可能是因为片子太过艺术化、个人化，一些年轻人看到后来撑不住就走了，可刘老还在看；看到最后连我也撑不住去睡觉了，刘老则在沙发上看了一夜，第二天早上才走。还有一次，他和我聊起自己正在创作的一部新小说，人物没有前史，情节也没有逻辑，是一种陌生化的尝试；我也同他说起自己正在做中小学课本的封面“开发”，说起一些想法，他认真地听着，不时给予一些意见。后来我的这个设计构想不了了之了，但那一次的聊天至今印象深刻。
至于王蒙先生，做那报时，他是文化部长，我是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后生，到他家里去，心里还有点打鼓。当时是跟华艺出版社的金丽红女士一起去的，金女士介绍说，这个小王是书籍装帧专业毕业的，是现在国内图书设计方面最强的力量，所以让他做您的文集封面。王蒙在这方面很认可年轻人，就说，好啊，年轻人做设计有感觉，一定不会错。那回还谈到了王朔，王蒙对王朔也很认可，说他有策略。我原先看过王蒙的书，觉得他是个很有智慧的人，会当官，会写作，还能写文学文章。他家的四合院种了些花花草草，很有些文人的雅趣。
因为《影响我的10部短篇小说》这套书，我和莫言得以相识。在那之前，已出版社委托为莫言做了3本书的封面，只是从未谋面。莫言著述颇丰，我原以为对这样的小事他早不记得了，没料到一见面他首先说出来，说没想到我这么年轻，他原以为我岁数不小了。就这样，我们两个人未见面时已经神交过了。
莫言的人品跟他的小说保持惊人的一致，幽默而犀利，因阅历丰富而对事物一针见血，爽朗直率，保留着军人的神采。聊起来才发现，他在总参的时候，我就在解放军出版社，两人只隔一条马，我又为他做过3个封面，居然都一直没有见面。
1999年底在平安里的一个烤鸭店，莫言、旅日作家毛丹青和我一起聊了很长时间。毛丹青长期以来代理莫言在日本的版权，并引荐莫言去了日本一趟，带着他到大学。于是，话题聊到日本民间，莫言的语气突然变得温和起来。虽然他最著名的作品《红高粱》写的就是抗日，但他亲自去与日本民间的友士接触之后就发现，日本的人民并不像中国人普遍认为的那么可恶。他在日本的时候住在一户日本人家里，那户人家的老太太对他很亲切，他也觉得很温暖。我们听了，都觉得他很真实。
书籍装帧是我的老本行，自己那一点小小的名声也是从出版界开始的。尤其是1990年代初期，那是一个图书市场格外红火的年代，我为不少超级畅销书做了成功的封面设计，如《雪白·血红》、《中国可以说不》等，令“旺忘望”这个名头在出版界颇有几分响亮，因此接触了不少作家。
在我这里，这些作家分为两类，一类是希望设计师在封面上能够如实完整地反映他作品的内容，不要过分夸张；另一类则希望设计师做出有特点的封面，在封面上表现设计师的个人风格。我本以为余华是后一类，结果他属于前者。于是在我们沟通的过程中，双方都做了一些让步，这也使得为余华设计的《’99余华小说新展示》成为我书装设计生涯的一个转折点，从余华的平实、不露声色当中，我找到了另外一种表达方式，从此不再追求封面上的炫技，而是简约。
我是在做设计博物馆的时候，通过书商丁晓禾认识余华的。在当时，京西的设计博物馆是个平台，不少前卫的美术展、设计展、音乐演出都在这里举行，在圈子里影响很大。这是1997年开始我和几个朋友所经营的一番心血，可惜现在已经没有留存。
丁晓禾把余华带到我这儿之前，我就知道他是中国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，并且看过由他的作品改编的电影《活着》。余华长了一张娃娃脸，淳朴得像个庄稼汉，完全没有他笔下文字那样“先锋”的感觉。丁晓禾说，他在给余华策划一套中短篇小说集，让我来做封面。于是两个人交换作品，我送给他我的设计作品集，他送给我他的小说集，然后他就笑了，说:“你亏大了，我这几本才十几块钱，你这一本就90多块呢。”
初稿出来后，余华看了，开始没说什么，过了一阵说:“我知道你们在玩设计，没按照小说的感觉走。”我向他解释说，作家分两种，我以为他会是希望我在封面上反映设计特点的那一种。他就没说什么。但我进行了反思:余华的小说沉郁，这样的概念怎么样在设计上加以表现？在改稿过程中，我果断地应用了非常简约的手法，用夸张的形象和怪诞的来表达一种超现实的氛围，并且留出了很大的空白。这是我在封面上学习做减法的开始，结果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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