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些天，和学生家长聊天，意外的得知一位高才生的父亲竟然是大名鼎鼎的记者王军。他的《城记》我买过两三本，都被朋友走了。王先生的一句话我印象很深，他说：城市是专家们的愿望，但却是生活在其中的遇到种种生活困难的居民的愿望。我曾经是一个外来的人。跟着父母一起知青返城，住过姥姥家，也在四九城租房生活过。说起胡同生活的不便，很有。一间小屋半间坑，下雨的时候，床上放满了接雨的盆。因为屋里地面比院子低，还要在门外放木板沙袋挡水。我跟着父母一奋斗成长，匆匆过了不惑之年，一到雨季，却仍然要习惯的扫描一遍房顶
今天的故事，就从一位漏怕了的居民讲起，他就是住在菊儿胡同41号院的李福增。胡同的越垫越高，院子里比马低了近1米，下雨的时候就是一场战斗。1987年，在无数次的战斗之后，他提笔向求助：能给我们修一间不怕漏雨的房子吗！信发出去了，有人来过问了，却再也没有回信。李福增再次写了信，41号院里的居民都签了名。但，仍然是石沉大海，他们不知道：其实大海深处已经是波涛暗涌。
早在1986年，菊儿胡同就已经列名市危旧房区，但在怎么改上就有分歧：盖高楼与城市景观不协调，建平房住户太少，收不回成本。没有人愿意承接它的设计与施工，1987年，这事出现了转机，一个叫吴良镛的老头儿，想干这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儿！
吴良墉可是建筑设计界的名人，他1922年生人，1946年，他的一篇文章被梁思成先生看中，成为了梁先生的助手，协助筹建大学建筑系。不久，在梁先生的推荐下，他赴美求学，学成后在美国沙里宁的事务所里工作。1950年，他收到了梁思成的一封信：“北平百废待兴，城市规划工作亟待展开,望你从速回来,尽上一份心力。”他立即优厚的待遇，回到国内。
在教学及管理工作之余，吴先生参与了人民英雄、国家图书馆、广场及东西长安街、国家博物馆、亚运会场馆、中央美院等工程设计。还是北上广的城市建设顾问。在研究和制订城市发展规划的时候，他开始思考如何在保留建筑文明的同时改善百姓生活。慢慢发展出一套城市建筑的“有机更新”理论，简单的说，这个理论的建筑设计者，要保留住户的人文，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设计。吴先生有个更通俗的比喻：衣服破了，精心打个看不出来的补丁。这个理论想是想好了，但是没有实践的地方。据说市建设局领导，请他在三块危房的片区中进行挑选。他选择了菊儿胡同危房。
1987年底，吴良墉开始带着他的学生，实地走访每一家，测量住房面积，了解他们的需求。最终确定一期工程有7个院，44户居民。设计总体外观是一层、二层、三层渐次上升，和周围融为一体，像几组小别墅，围着空地和树木而建。每户又根据住户的要求进行设计，因为改一发而动，所以图纸就出了95遍。
80年代的时候，人们还习惯于单位分房子，在菊儿胡同小区的中，率先尝试居民掏一点、单位掏一点、掏一点的模式，仍然掏不起钱的，可以换房，可以向银行贷款——当然，这一切都有帮着做。
1993年，房子建好后，人们高兴了。吴老也很高兴。据说隔三差五的还要回来看看。老住户们，坐在自家的楼房里，仍然能看到窗前的院子，门前的老树。一出来，还能招呼上那些老邻居。
但是，这样广受瞩目的房改项目，却没能推广，不要说再没有第二个菊儿小区，就是菊儿胡同原定的三期，也只完了两期。为什么呢？打补丁式的有机更新难以满足社会飞速发展和人们日益多样的需要。几乎是一对一的设计，只收了1万元的设计费，吴良墉每天三点起来工作，中午热热夫人做的盒饭吃。投入和产出间巨大的反差，这让个项目成为孤本。
1999年,吴良墉起草了国际建筑师协会成立半个世纪以来的第一个宪章—《宪章》，《宪章》提出：“建设一个美好的，可持续发展的人居，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和目标”。为了这个目标，一定还会有更多的筑梦人来完成更新更美的梦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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