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些天,和学生家长聊天,意外的得知一位高才生的父亲竟然是大名鼎鼎的记者王军。他的《城记》我买过两三本,都被朋友走了。王先生的一句话我印象很深,他说:城市是专家们的愿望,但却是生活在其中的遇到种种生活困难的居民的愿望。我曾经是一个外来的人。跟着父母一起知青返城,住过姥姥家,也在四九城租房生活过。说起胡同生活的不便,很有。一间小屋半间坑,下雨的时候,床上放满了接雨的盆。因为屋里地面比院子低,还要在门外放木板沙袋挡水。我跟着父母一奋斗成长,匆匆过了不惑之年,一到雨季,却仍然要习惯的扫描一遍房顶
今天的故事,就从一位漏怕了的居民讲起,他就是住在菊儿胡同41号院的李福增。胡同的越垫越高,院子里比马低了近1米,下雨的时候就是一场战斗。1987年,在无数次的战斗之后,他提笔向求助:能给我们修一间不怕漏雨的房子吗!信发出去了,有人来过问了,却再也没有回信。李福增再次写了信,41号院里的居民都签了名。但,仍然是石沉大海,他们不知道:其实大海深处已经是波涛暗涌。
早在1986年,菊儿胡同就已经列名市危旧房区,但在怎么改上就有分歧:盖高楼与城市景观不协调,建平房住户太少,收不回成本。没有人愿意承接它的设计与施工,1987年,这事出现了转机,一个叫吴良镛的老头儿,想干这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儿!
吴良墉可是建筑设计界的名人,他1922年生人,1946年,他的一篇文章被梁思成先生看中,成为了梁先生的助手,协助筹建大学建筑系。不久,在梁先生的推荐下,他赴美求学,学成后在美国沙里宁的事务所里工作。1950年,他收到了梁思成的一封信:“北平百废待兴,城市规划工作亟待展开,望你从速回来,尽上一份心力。”他立即优厚的待遇,回到国内。
在教学及管理工作之余,吴先生参与了人民英雄、国家图书馆、广场及东西长安街、国家博物馆、亚运会场馆、中央美院等工程设计。还是北上广的城市建设顾问。在研究和制订城市发展规划的时候,他开始思考如何在保留建筑文明的同时改善百姓生活。慢慢发展出一套城市建筑的“有机更新”理论,简单的说,这个理论的建筑设计者,要保留住户的人文,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设计。吴先生有个更通俗的比喻:衣服破了,精心打个看不出来的补丁。这个理论想是想好了,但是没有实践的地方。据说市建设局领导,请他在三块危房的片区中进行挑选。他选择了菊儿胡同危房。
1987年底,吴良墉开始带着他的学生,实地走访每一家,测量住房面积,了解他们的需求。最终确定一期工程有7个院,44户居民。设计总体外观是一层、二层、三层渐次上升,和周围融为一体,像几组小别墅,围着空地和树木而建。每户又根据住户的要求进行设计,因为改一发而动,所以图纸就出了95遍。
80年代的时候,人们还习惯于单位分房子,在菊儿胡同小区的中,率先尝试居民掏一点、单位掏一点、掏一点的模式,仍然掏不起钱的,可以换房,可以向银行贷款——当然,这一切都有帮着做。
1993年,房子建好后,人们高兴了。吴老也很高兴。据说隔三差五的还要回来看看。老住户们,坐在自家的楼房里,仍然能看到窗前的院子,门前的老树。一出来,还能招呼上那些老邻居。
但是,这样广受瞩目的房改项目,却没能推广,不要说再没有第二个菊儿小区,就是菊儿胡同原定的三期,也只完了两期。为什么呢?打补丁式的有机更新难以满足社会飞速发展和人们日益多样的需要。几乎是一对一的设计,只收了1万元的设计费,吴良墉每天三点起来工作,中午热热夫人做的盒饭吃。投入和产出间巨大的反差,这让个项目成为孤本。
1999年,吴良墉起草了国际建筑师协会成立半个世纪以来的第一个宪章—《宪章》,《宪章》提出:“建设一个美好的,可持续发展的人居,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和目标”。为了这个目标,一定还会有更多的筑梦人来完成更新更美的梦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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